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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抢走富士康?

图片来源@视觉中国

2018年6月28日,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芒特普来森小镇,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。

客人中的C位是三位老人,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、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,还有富士康老板郭台铭。

三位政商巨头凑在一起,出手就是了不得的大事。

01 一波三折

2017年1月20日,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。三个月后,美国政府公布了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。

方案的要点很多,但有一个特别显眼: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%下调至15%。

如此激进的减税方案,特朗普有着自己的考量:“让美国企业将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汇回美国国内”。

虽然在大选中,特朗普没少抨击前任奥巴马,但他和奥巴马一样,同样想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本土。因为这关系到重要的选票。

制造业这张牌,是特朗普在大选中能拿下威斯康星州、北卡罗来纳州等几个摇摆州的关键所在。历史上,这些地方一度有着发达的制造业,但在20世纪中后期,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导致产业链外移,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失去了工业,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。作家万斯在《乡下人的悲歌》一书中,描述了一副悲惨场景:离婚、贫穷、吸毒、暴力,充斥在工业撤退后当地人的生活中。

很多人希望,当地制造业能二次复兴,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这时候,特朗普来了。在大选前,他不止一次走进威斯康星州,宣称要在那里建设更多的工厂。

如果说为企业减税是胡萝卜,那特朗普另一手里挥舞的便是“大棒”。

特朗普多次在推特发文,点名威胁苹果、福特、通用等公司,要它们在美国本土建厂,否则就要征收一次性进口边境税。

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企业,一直谋求全球化布局的富士康,虽然算不上根正苗红的美企,却积极响应了特朗普的号召。

郭台铭宣布,要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,新建一家液晶面板生产厂,以创造1.3万个工作岗位。威斯康星州投桃报李,提出为富士康减免近30亿美元的税收。

厂区刚挖下第一锹土,特朗普就兴奋地宣称:“这让世人更加意识到美国工人的无与伦比、美国梦的无限可期,美国的繁荣就在眼前”,并把这座待建的工厂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为了跟上总统的调子,郭台铭也表示“要把威斯康星州的工厂打造成最先进的制造工厂”。

调子起得很高,但剧情却没有按预想的方向走。

四年多过去了,那片面积约为五角大楼三倍的厂区,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座建筑,新修的道路上也是人烟稀少,丝毫没有要投产的迹象。而当地政府,也一直在尝试寻找新的企业接盘。

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在海外建厂失利。

同样是在美洲大陆,2011年,富士康在巴西圣保罗州宣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,要在当地投资数十亿美元,建造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顶级规模的制造中心。

当地政府预计,制造中心将在带来十万个就业岗位的同时,带动巴西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。

愿望是很美好,但却落空了。即使在高峰时刻,富士康在当地的用人规模也只在2500人左右,远未达到预期目标。

但这并不算完,到2017年,巴西当地媒体报道称,富士康正着手关闭位于圣保罗州容迪亚伊的工厂。而富士康在当地的另一家工厂,已经几乎是一座空厂,只有零星的几个员工在更新和维护零部件。

在亚洲,富士康的建厂之路同样不顺。2014年富士康曾宣布,计划在印尼投资10亿美元建厂,但到了2015年却被爆出因“土地问题”而不再进行投资。

在印度,2020年,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·德赛称,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,原因是富士康与苹果公司产生内部纠纷。根据德赛的说法,富士康曾在2015年与印度政府签订协议,计划投资50亿美元,建立10-12个工厂。

不过,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当时却发布声明表示:“该说法严重失实,目前集团正配合主要客户推动当地建厂计划,进度一切顺畅”。

尽管富士康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全球布局,但真正建厂的也只是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、捷克、匈牙利等数个国家。

起于中国,兴于中国,富士康为什么执着于在海外建厂呢?

02 海外布局的考量

2019年4月,郭台铭收到一条邀请,发出邀请的是印度总理莫迪。

莫迪的目标很明确,希望郭台铭访问印度,商谈富士康在印度的扩张计划。

三个月后,富士康在印度的金奈工厂开始生产iPhone X系列。此前,尽管和印度政府达成协议,要建10-12座工厂,但直到2019年,富士康在印度也只有两个组装厂,除了为苹果代工iPhone SE、iPhone 6s等老旧机型外,还为小米和诺基亚生产设备。

当时,富士康的一位高管透露,未来会在印度逐步生产更多型号的iPhone。而郭台铭的回应也充满着想象意味,“未来,我们将在印度智能手机行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”。

连番的表态,是在释放一个信号,富士康要在印度建造更多的工厂。

为富士康和苹果在印度扩张做注脚的是,印度政府同样要大力发展制造业,同样举起了胡萝卜和大棒。

2020年,印度政府出台政策:“智能手机厂商在印度生产的特定高端智能手机数量,超出上一年度的部分,每部将可获得成本4%至6%的补贴,政策有效期为5年”。

与之相对应的大棒便是:“高关税”。不像特朗普只是动动嘴,莫迪可是动了真格。

2017年12月,印度政府提高了电子产品的进口关税。其中,手机进口关税由之前的10%提升到了15%。到2018年2月,手机进口关税进一步上调至20%。

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师塔伦·帕萨科曾表示,这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最大,因为苹果在印度的产品88%是进口的。

高额的关税,自然会加在产品售价上。以苹果公司的iPhone X为例,官方的售价为999美元,但到了印度,价格却高达1400美元。

关键是,印度还是智能手机的大市场。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.423亿部,同比增长14.5%。

苹果CEO库克更是直接表示“非常相信印度的机会,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年轻人口结构的国家”。

但苹果在印度的表现,却是惨不忍睹。2018年,苹果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只有1%,原因是价格太高了。要想进一步抢占印度市场,最好的策略之一便是将供应链转向本土,以绕过高昂的关税。

而富士康在巴西的布局,同样也受到高关税的影响。巴西电子产品的关税一度高达16%,此外还要缴纳15%的工业制成品税和18%的商品流通税。这使得当地手机走私泛滥,有数据显示,仅2019年巴西就销售了320万部非法智能手机。

在海外建厂,还有防范风险的考虑。全球地缘政治紧张,疫情肆虐,使得富士康供应链布局逻辑发生了变化,过去是以提高效率为主,现在更多要追求稳定,保证生产的连续。

尤其是当下,供应链已经拖了苹果的后腿。以新上线的iphone14为例,其官网部分机型一度出现缺货状态,苹果公司给出的原因是“供应厂商近期生产情况受到波动”。苹果公司曾预计,因供应链问题使得第三财季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。

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从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,苹果就一直在谋求供应链多元化。

利益绑定紧密的富士康,自然要紧随苹果脚步,其董事长刘扬伟明确表示,“未来不论在新产品开发,或是量产规划,集团会考量分散风险,准备好各项异地备援方案”。

此外,富士康在海外布局还有深层次的内在原因——降低成本。其中,很重要的一项便是降低人力成本。

产业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:微笑曲线。处于曲线两端的是研发和品牌营销环节,属于高利润,曲线中间的便是富士康所在的制造环节,利润最低,劳动密集。

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关键,就是要有充足廉价劳动力做支撑。

某种程度上,富士康的成功就是有赖于要持续找到廉价的劳动力。

1988年,富士康选择在深圳龙华建厂,2010年又将产能转移至郑州、成都、重庆等中西部城市,莫不遵循这种逻辑。

但如今,中国正在丧失这种优势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1年,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,同比增长10.1%。而在招聘网站上,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月薪在5000-8000元不等,其中新入职的底薪是2460元,转正后为2850元。

相对于越南、印度,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高了。

从越南富士康官网的招聘信息来看,其底薪是490万越南盾,折合人民币为1427.51元,即便加上106.6万越南盾的伙食津贴、30万越南盾旅行津贴、以及累计100万越南盾的勤奋津贴和住房津贴,一个越南工人在不加班的情况下,薪资兑换成人民币为2116.8元。

越南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越南普通手机产线工人平均工资在3000-3500元人民币。也就是说,即便算上加班,越南劳动力成本还是要比中国低上不少。

而在印度,人力成本会更低。据悉,富士厂印度工厂的普工一个月的收入仅为140美元,约合人民币892元。

尽管有种种理由,支撑富士康要进行的全球布局,这并不意味着,富士康能真正脱离中国。

03 中国仍是主阵地

2016年的最后一天,郭台铭出现在广州,他旗下的SDP公司要在当地投资610亿元,建造一个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。

发布会现场,有记者抛出了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:富士康会不会离开中国?郭台铭回答得也很直接:“富士康不会走,会留在这里(中国),今天就是最好的证明”。

一直以来,富士康奉行的策略是“两地研发、三区设计制造、全球组装交付”。

所谓“两地研发”是指,以大中华区与美国为两大重要战略支点。“三区设计制造”的布局重点,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,亚美欧三大洲至少设立两大制造基地。“全球组装交货”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装,保证“适品、适时、适质、适量”地把货物交到客户指定的地点。

全球组装,就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国家建厂。但富士康的战略也很明确:要以中国为中心。这背后,有着更为复杂的考量因素。

中国不但有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,而且拥有巨大经济规模与潜力。

2010年,成都与富士康签约后,当地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,就将16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,而且还成功招募了2万名工人。

而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的速度更为惊人。协议刚签订一个月,第一条生产线就可以投入使用了。政府更是动用全省的资源帮助富士康招工,第一期就招到了10万人。

而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,是企业能够在一地长久发展的关键。富士康之所以折戟巴西就是因为争取该公司的政府下台,原本承诺的税收优惠大幅减少。

更让富士康离不开的是,完善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。

中国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,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制造产业链条。

以富士康第一大客户苹果为例,2021年的190家供应商中,有91家是中国企业,占47.9%,位列第一。

生产苹果所需的摄像头模组,PCB线路板,FPC柔性印刷线路板,扬声器,触控马达等零部件,都有赖于中国企业。

受益于中国发达的运输网络,这些企业所生产的零部件在24小时之内便可到达工厂。印度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,但至今没有一条营运的高铁线路,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,截至2021年底,已通达93%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。

一位苹果的高管曾回忆:“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iPhone的屏幕设计,新的屏幕面板就在当天午夜运达大陆的工厂,12小时后,一块块新屏幕就都嵌到手机上”。

当产业链形成聚集之后,企业的运输成本、原材料采购成本会极大降低,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难以被替代。

当下,无论是富士康越南还是印度的工厂,其供应链还要仰仗中国。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厂,其所需的零组件,大多来自广东。供应链拉长之后,存货和运营成本都会增加,经营风险自然也随之增加。

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工厂停滞,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,当地缺乏面板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厂商,没有产业集聚,投产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。

而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,但劳动力素质优势依然明显。中国经过多年发展,已经培育了大量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,这正是越南、印度所稀缺的。在越南生产苹果AirPods 3曾出现各种质量问题,也被广泛认为是在当地招不到熟练的工人所致。

时至今日,中国依然是富士康的主战场。

根据鸿海官方披露,2021年,其在中国大陆固定资产为2479.52亿新台币,约合560.37亿人民币,占到鸿海所有固定家业的57%。

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富士康生产线的产能有75%在中国,剩下的25%则分散于全球各地。

但从市场规律看,制造业向更低成本的区域转移是不可逆的。就像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因为成本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样,伴随中国成本的提升,一些制造业企业向更低成本转移也是必然趋势。

2020年起,越南成为苹果Airpods蓝牙耳机的主要制造产地,今年也开始代工iPad。2022年4月,位于印度金奈附近的富士康工厂开始生产iPhone13,最近也有消息称,富士康计划进一步在印度扩张,拟在未来两年新招超5万名员工。

1988年,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,郭台铭大手一挥对当地政府官员说:“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”。如今,中国大陆可让富士康如此大手笔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了。

这样的背景下,中国更要关注的不是谁能抢走富士康这些的制造企业,而是如何与它们一起向更高端高质量发展。

【来源: 钛媒体APP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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